这一次为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巨量信贷投放规模,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了以“4万亿元”为龙头带动的政府投资项目中。“4万亿元”投资中，地方政府3万多亿元的配套资金大都是银行贷款，一些地方政府可能会借这次贷款的“东风”，挪用信贷资金应付日常开支或其他支出，拆东墙补西墙，财政开支膨胀,使未来的贷款偿还成为一笔糊涂账，最后不得不甩给财政买单。
本段文字主要说明的是（）。
A.地方财政面临的信贷风险
B.地方信贷易成一笔糊涂账
C.宽松货币政策下地方财政的“借钱冲动”
D.警惕地方信贷资金财政化

资源性产品属于公共产品，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涉及电、成品油、天然气、水资源等多个领域，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里，价格取决于市场供给和需求情况，当供需平衡时就会形成均衡价格。一般来说，市场需求增加而供给偏紧，该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从近几年的现实情况看，资源性行业价格有上涨的必要。我国资源供给不足，利用率低，加剧了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我国人均资源不足．石油、天然气、水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7．69%、7．05%、28%。与此同时，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亦偏低。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国际市场变动对国内资源性产品价格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内资源不足，从国际市场上大量进口资源，提高了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根据国家发改委的部署，2012年上半年将试行居民阶梯电价制度，年内将择机推出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用2—3年的时间使全国天然气定价符合新的定价机制。2．实际上，在2012年通胀水平可能整体回落的背景下，资源类公共产品价格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水价调整年初就开始了。2月1日起，长沙居民用水价格从每吨1．88元上调至2．58元；2月29日，广州听证会讨论了两套水价听证方案，居民用水价格每吨分别比原标准高出0．7元和0．6元。气价调整也稳步跟上。4月上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召开天然气价格调整听证会，自4月25日起，将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由每立方米1．95元调至2．40元。虽然此前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人明确指出，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重点是理顺价格关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涨价”。可事实上，听证会密集扎堆，水电气价格“逢听必涨”已成客观事实。以往我国资源类公共产品价格比较低。为理顺价格关系，改革的方向可能表现为“加法”多一些，“减法”少一些。但在做“加法”时，缺乏成本公开、成本监审机制，已成为一些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的主要障碍。3．让政府来要求降价吗?这似乎是可以实施的一个对策，但我们不能忘记，政府的主要作用是要调整市场，而不是控制市场。在听证制度中，政府是“裁判员”，但如果让政府在作为“裁判员”的同时，再要充当“运动员”的角色去主动要求降价，是不合适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公平的。那么让老百姓自己去吗?似乎站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作为利益关系人，老百姓应该自己站出来，因为降价后的受益者是老百姓。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老百姓是一个很大的群体，谁来向听证会提出降价的要求呢?所有的老百姓都可以去听证会吗?当然不能。那么，这就需要在老百姓这个群体中找一些代表去参加听证会。而谁最能代表老百姓去提出降价的要求并参加听证会呢?答案是确定的，有一类人最能代表老百姓，那就是全国及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无论从民意的角度。还是从法律的角度，由人大代表来代表群众提出降价要求是最合适的。而一旦降价的听证会能够与涨价的听证会一样被广泛地接受．听证制度才能完全发挥其效用，成为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金钥匙”，使价格的调整更趋合理．让“可承受”的价格变动真正成为“可接受”的价格变动。4．有新闻曝出长沙市民石某7年间至少参加了17次听证会，而且无一次投反对票，因此被网友称作“听证帝”。在长沙，这样的“听证帝”不止一个，有的“听证帝”是冲着几百元的劳务费报名参加听证会。前不久，成都4名“听证专业户”引起人们议论纷纷；现在，长沙又出现多名“听证帝”。称谓不同，问题相同，都是有人经常参加听证会，而且从不或很少投反对票。不得不说，听证会“逢听必涨”，与这些热衷于参加听证会并习惯于投赞成票的人有一定关系，以致于价格听证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听证会越是“逢听必涨”，就越少有人愿意报名参加听证会；越是很少有人报名参加听证会。就越容易让那些贪图劳务费或喜欢投赞成票的人成为听证会上的常客，于是“听证专业户”、“听证帝”应运而生。这种恶性循环需要改变，怎样改?显然不能限制一些人参加听证会的权利，更不能剥夺任何人投赞成票的权利。实际上，“听证专业户”或“听证帝”只是价格听证“逢听必涨”的次要因素，更大的问题在于听证制度本身，要完善的是价格听证制度。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Z表示，物价部门将不断完善价格听证制度，更好地做好价格听证工作。5．2009年12月8日，在H市水价上调听证会进行到9时38分时，消费者代表、退休职工1突然高举右手站起身，并高声说道“主持人不公”，随后将一瓶还未喝完的矿泉水瓶扔向主持人。他激动地表示，从听证代表发言开始，他就一直举手要求发言，但一直都没被主持人叫到名字，这明显不合理。同时他还说，多年来，H市水价论人头、看干表、按IC卡，水费一直是笔“糊涂账”，目前供水单位仍没有兑现当初一户一表、抄表到户的承诺，作为听证会代表，本来是代表诸多消费者行使合法权利来的，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心声的．不应该为获得一个发言机会都这么困难。另外，H市水价听证代表的身份也涉嫌造假。身份为“退休职工”的w代表向媒体透露，他是H市现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不到退休的年龄，也不是退休职工。而另一名所谓“下岗职工”的代表F是H市信访局退休干部。更有媒体报道，13名消费者代表中，12人涉嫌身份造假。6．T市物价局举办关于供热价格提价的听证会之前，曾发给听证会代表们一个“邀请函”，还附带一份“意见书”，在其正面，印有“注意保密，阅后收回”的字样。邀请函上则特别规定代表在“听证会举行前，不要对外透露”。“我们无法听取其他用户的意见和要求，不能吸纳社会舆论的声音，又怎能发挥代表的作用?”与会的首位发言代表A如是说。包括多名代表对听证会的组织程序提出质疑，认为这次听证会信息不够公开和透明。而听证会主持人、T市物价局副局长B对此的解释是：之所以在会前对代表作出种种保密的限制，是因为提价太高，担心影响社会稳定，所以才低调处理。在百姓意识中，每一次民生价格听证会几乎无一例外都会达到涨价的目的，每一次直接下发的“涨价接轨令”无一例外都能得到有效执行。《价格法》实施以来，我国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已召开了上万次价格听证会，而听证的最终结果绝大多数都是涨价。因此，有人认为听证会其实就是“涨价会”，只是涨多还是涨少、一次涨还是多次涨的差别。最典型的是铁路的春运涨价“一次听证，长期有效”的客观事实了。7．近期，北京、上海、重庆、广东、辽宁等多省市紧锣密鼓地进行“阶梯电价”听证会，电价调整已“箭在弦上”。按照国家发改委此前公布的实施方案，除了第一档电价价格维持不变之外，第二、三档电价都要上涨。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C表示，实施居民“阶梯电价”制度后，70%一80%的居民用电价格能够保持基本稳定。对大多数居民家庭来说，电费支出基本不受影响，只有少数用电量多的居民家庭电费支出会有所增加。国家发改委副主任P表示：“居民阶梯电价的改革，比较好地体现了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也体现了节能减排的总体要求和对收入分配关系适当调控的总体原则。”对于各省市公布的听证方案，百姓最关心的还是价格维持不变的首档基本生活电量。从目前各省市公布的听证方案来看，上海的首档基本生活电量最高，为每户每月260度，其他省份如江苏204度、河南150度、天津200度等。陕西最低，为每户每月120度。此外，多数省份还表示，对于低保户、困难户等每月将给予10度至15度的免费用电额度。综合东西部的情况，第一阶梯标准相差约一半。多数居民表示，“基数定得太低就是变相涨价”。也有网友建议，“既然鼓励节约用电，是否可以再增设一个优惠档，对用电特别节约的居民实施电价下调，让他们享受更多优惠，突破现行方案的‘加价’定式”。实行阶梯电价的初衷是“少用少花钱、多用多花钱”，引导市民节约用电，同时兼顾低收入群体的利益，这无疑是一个好的理念。但好理念如何能够实施好，还需要在众多细节和后续措施上下工夫。在听证阶段。应预留充裕时间，多渠道、大范围公开征询民意。比如各档用电量到底应该怎样划分才能保证大多数居民正常生活用电电价不变，而不是借阶梯电价之名变相涨价?能否考虑到人口多的家庭用电量大，使用人均用电量而非家庭用电量作为划档标准?能否对收入低或用电量少的居民家庭降低电价，真正体现节电者受益，低收入群体受益的理念?只有让百姓充分发言，让方案科学合理，才能得到广大市民的拥护。要想让大量合表用户拥护并享受到阶梯电价的好处，必须大力推动一户一表改造，最好与峰谷电表改造同步进行。同时，要真正改善电力峰时紧缺、谷时浪费的现象，在实行阶梯电价的同时。应当及时推出峰谷电价，江浙一带的峰谷分时电价，因夜间等低谷时电价低，对居民合理利用低谷电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居民、企业均受益。因此在阶梯电价倒逼一户一表改造时。不妨同时安装峰谷电表，实行峰谷电价，在节约用电的同时，促进整个电网更加均衡。当然，要真正在电力方面实行节能减排，更需要对工业等耗能大户用价格杠杆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激发企业活力。最终实现节能与增效双收。8．美国用电定价机制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阶梯电价的收费机制，其一大特点是在阶梯定价基础上对夏季和冬季实行价格双轨制，夏季用电需求量大，定价稍高一些。冬天需求量小，定价就稍低一些。美国的电力市场存在充分的竞争，不同的公司实行不同的收费制度，美国各州的电价相差也很大。美国能源信息中心的数据表明，2008年美国电费最贵的州是夏威夷，平均每度电29．2美分，其次是康涅狄格州的16．95美分，纽约州以16．74美分排名第三。相比之下，西弗吉尼亚州是美国电价最便宜的地方，2008年的平均电价是5．59美分。韩国以高电价著称。自1973年开始实施阶梯电价以来，韩国的用电价格经历多次变动。根据现行阶梯电价表。以户为单位，每100度为一个跨度，按6档划分电价。在1度至100度区间。每度电价是55韩元(约O．3元人民币)。此后每100度区间的用电价格分别是114韩元、168韩元、248韩元和366韩元。一旦超过500度，用户需承担每度644韩元(约3．8元人民币)的超高价。由于起算点较低，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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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中国四川汶川遭遇八级地震。6万余同胞遇难，30余万人受伤，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那短短的三分钟，无数家园瞬成废墟，无数亲人生离死别，无数孩子成为孤儿。据民政部报告，截至5月21日12时，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69181人遇难，374010人受伤，失踪17397人。截至5月21日12时，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467.40亿元，实际到账款物454.32亿元，已向灾区拨付捐赠款物合计156.49亿元。

(2)．伴随地震发生，灾情披露，全中国掀起了捐款高潮，但是一开始，质疑就来了：一些媒体人士、社会精英由于对慈善组织里的“猫腻”早有所察，首先表达了不信任。牛博网推出了自己的捐款渠道，不与官方合作，而是要把善款亲自送到灾民手中；接着黄健翔、李承鹏等名人，在网上公开表示对捐款合理使用和使用“质量”的忧虑，最后携手韩寒自己选择合作者援建学校。这次捐款捐得多的就有人亲自送到灾区民政部门，有人不捐款而是自己购物自己负责装车并且跟车亲自送到灾区去。普通民众作为小额捐款人，担心钱能有多少真正到灾民手上，想献血但是不能肯定所献的血真的能无偿帮助伤者。在这样的状态下，不但大大提高了社会捐赠成本，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捐赠欲望和爱心的表达。

(3)．2008年6月12日，国家审计署发布《关于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物资审计情况公告(第1号)》，公告称，河南省安阳县工商业联合会主要负责人擅自将27.11万元捐赠资金用于购买救灾物资，涉嫌以权谋私。审计署表示，线索来自群众举报，审计署和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河南省安阳县工商业联合会主要负责人擅自将27.11万元捐赠资金用于购买救灾物资、涉嫌以权谋私的问题进行了联合审计调查。第二起事件曝光了中国工商银行绵阳涪城支行用“抗震救灾特别费”为本行职工购买名牌运动鞋。

审计部门及时出击揪出违法违纪事件无疑令人欣慰。细观这两起事件，都是发生在善款募集源头，这倒让前段时间热心于捐款献爱心的人，不由得在这炎热的夏季打一个冷战：自己捐的那些辛苦钱，到底是否全额支援了灾区?不知道!绝大多数人得到的结论只能是这个。因为在当前境况下，没有条件确认每一笔善款的确切流向。

(4)．网上流传着有关慈善组织管理费高达30%的传言，并想象那些钱可能会被用作非慈善用途。虽然很快有网友指出管理费实际上是不超过10%，但还是有很多人表示不理解。慈善总会表示会把管理费降到最低，这也是模糊的语言，最低是在哪个范围里比较，最低的比例将会是多少。按照慈善基金会有关管理规定，参考国际惯例，对于一般非专项性的社会捐赠，基金会可以按照不超过10%的比例抽取资金，用于本地赈灾经费和基金会办公费用等。但是由于此次向四川地震灾区的捐款比较特殊，省慈善会决定专款专用，全部款项、物资都用于四川地震灾区使用。什么样的灾情算是特殊的，凭领导临时拍脑袋决定还是凭有关公开的章程决定。恰好烟台民政局表示“烟台将根据灾区需要，从爱心捐款里抽取一定比例支援四川灾区”，新闻报道里的这句话让网友们感到非常气愤，难道要截留捐往地震灾区的善款?经过记者核实，事实不是“截留”“地震救灾款”，而是从以前的捐款中“截留”一部分“添加”到“地震救灾款”中，可见网民和百姓多么敏感；这种过度敏感应当承认是社会诚信度不够高造成的，建设社会诚信任重道远啊。

(5)．重庆老人张国清夫妇，为地震捐了3000元。这对老人每月退休金2000多元，家里还有视力、肢体残疾的42岁的儿子，他们的另一个儿子已经去世，留下一个女儿。捐过以后，一家人就靠每天买两块钱的藤菜生活。

我们很难赞美他们这样一种善良，尽管他们确实是善良的，而善良也确实值得赞美，但赞美又总会意味着一种弘扬，如果说他们的行为应当得到弘扬，大家都去困境中挣扎，这难道不是残忍吗?

(6)．5月12日，地震发生的当天，万科便向地震灾区捐款200万元。但就是这200万元的捐款，让万科及王石都成为被网民质疑的对象——“才200万，太失望了。万科在我心中的形象大减。”据万科的年报显示，2007年，万科销售额排名内地房地产企业第一，已超过523亿元，净利超过48亿元，而此次捐赠的善款不足其净利润的万分之四。

5月15日，王石在自己博客中的一篇名为《毕竟，生命是第一位的(答网友56)》的文章，王石在文章中称：“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因慈善成为负担。”在中国遭此世纪大劫的时候，万科掌门人将此次8级地震和“频发”连在一块，和“常态”连在一块；然后用其专业队伍已在震区的万科小区检测说明万科在“奉献爱心”。王石的此番表态，让人觉得万科当属救灾企业中名列前茅的铁公鸡，缺少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而且让人确确实实觉得万科除了这200万之外，已经没有可拿出亮相的“爱心”来了。

对于万科来说，最大的危机在于，不少网民已经开始自发组织“抵制购买万科住宅、抵制持有万科股票”的活动。网民认为，一个“冷血、麻木、丑陋的地产商人”是不值得信赖和选择的。

(7)．目前，我国的慈善体系模式主要依靠“半官方机构”，具体来讲，就是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等少数几个官方主办的机构，承担了国内绝大部分慈善工作。这些慈善机构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官办性质突出，不仅工作人员拿着财政供给的薪水，连主要负责人员也往往是党政部门退居二线的老同志。领导经常更迭，工作缺乏专业性，这是官办慈善体系的最大机制性弊端。

在官办慈善机构独挑大梁的背景下，官办慈善机构顺理成章地养成了过度依赖行政以及其他社会体系的习惯。一些单位在募得善款后，要么交给慈善机构，要么直接发往灾区，期间并没有慈善机构的监管。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慈善机构大抵是不会过问单位到底捐了多少钱，捐的究竟是钱还是物。

还有，社会架构的积弊也左右着我们的慈善文化，有的现象还十分滑稽可笑。比如群众捐款不能超过领导，自愿捐款成了强制，且有统一标准。看似自愿，实际上捐与不捐，捐多捐少，领导当面不讲，心里还是有所看法的。至于这些款项最后流到了哪里，除了领导过问之外，一般人就算有心也几乎没有机会了解，除非摆明背上个不相信领导的“罪名”，这也造成了上述两起事件中责任人有机可乘。

(8)．慈善募捐源头违法违纪的根源在哪里?在于我们的慈善体系公开程度不够，缺乏有效竞争。竞争的缺失，就难免产生舞弊行为。很多人只知道香港是慈善事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但不知道香港慈善机构林立，仅到2004年3月，香港地区获豁免缴税的慈善团体数目就达到了3981家。慈善机构多，公众选择范围就广，同时反过来敦促慈善机构降低工作成本，提高透明度和工作效率。

从长期来看，必须建立更加先进的慈善机制，鼓励更多性质的慈善机构参与到更多社会活动中来，这是使慈善力量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就眼前来看，首先亟待解决的是，加大慈善行动全过程的透明力度，从提升慈善活动的公信力入手，让公众方便地了解，自己的爱心到底用在了哪里，而不是一笔糊涂账。

(9)．这次汶川大地震后，“逼捐”成为一些企业家、演艺明星的难堪记忆，很多人出了钱还挨骂，可能觉得冤死了。而那些强硬的“逼捐者”，也被称作“网络暴民”，遭到广泛的批评。因此，这是一个各方面都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逼捐”的行动，通常是在网络或者传统媒体上列出捐款排行榜，然后揪出其中的“铁公鸡”来，进行暴风骤雨般的谴责和辱骂，并伴有电话骚扰，最严重的是号召民众到商家店门口抗议示威。把这些逼迫人家拿钱出来的行为和慈善联系起来，的确让人难以接受。

(10)．如果在战争期间，谁要是贪污挪用前方火线紧急需要的军事物资或者军需款项，恐怕是要立马枪毙的。但是此番特大的地震灾难所造成的严重伤亡，毁灭性的破坏范围如此之大，早被人们称为国难国殇，尤其是救人如救火，时间就是生命，道路就是生命线，人民生命高于一切，余震不断险恶丛生，如此情势与战争已经没有多大差别。在此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如果有人胆敢要发地震财、发国难财，和以前发战争财有多大区别呢?至少要比平时的不法行为惩罚更严重吧。可是2008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第35号令《救灾捐赠管理办法》中第六章“法律责任”对“挪用、侵占或者贪污救灾捐赠款物的”、“救灾捐赠受赠人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致使捐赠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只有“由所在单位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原则陈述，还没有人们所期望的严厉惩罚的“规定”。

(11)．捐赠是慈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更不是斗富攀比的名利场。如果更抽象地来看，我们更须认真地意识到：无论是捐1块钱还是捐1个亿，在善的天平上都是平等的。不如此，我们所有人便会陷入一个功利主义的伦理困境中，即：当我不屑另一个人所做(比如捐款)比我少的时候，我几乎肯定面临着第三个人对我同样的不屑甚至鄙视。“伸出友爱之手帮助他人”这一慈善的根本目的，在这样的伦理困境中被彻底忽视掉。相信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12)．“目前，全国投入到抗震救灾款物审计的审计人员已达6000多人，投入地震重灾区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审计的审计人员达2300人。”审计署社会保障审计司司长王中信说。按照审计署的部署，社会保障审计司是负责此次救灾款物审计的主要业务部门。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审计工作者，王中信说：“地震发生后，审计署党组第一时间作出决定，要求审计机关一方面要全力投入到抗震救灾中，另一方面要迅速开展救灾款物审计，反应之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