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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中国四川汶川遭遇八级地震。6万余同胞遇难，30余万人受伤，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那短短的三分钟，无数家园瞬成废墟，无数亲人生离死别，无数孩子成为孤儿。据民政部报告，截至5月21日12时，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69181人遇难，374010人受伤，失踪17397人。截至5月21日12时，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467.40亿元，实际到账款物454.32亿元，已向灾区拨付捐赠款物合计156.49亿元。
(2)．伴随地震发生，灾情披露，全中国掀起了捐款高潮，但是一开始，质疑就来了：一些媒体人士、社会精英由于对慈善组织里的“猫腻”早有所察，首先表达了不信任。牛博网推出了自己的捐款渠道，不与官方合作，而是要把善款亲自送到灾民手中；接着黄健翔、李承鹏等名人，在网上公开表示对捐款合理使用和使用“质量”的忧虑，最后携手韩寒自己选择合作者援建学校。这次捐款捐得多的就有人亲自送到灾区民政部门，有人不捐款而是自己购物自己负责装车并且跟车亲自送到灾区去。普通民众作为小额捐款人，担心钱能有多少真正到灾民手上，想献血但是不能肯定所献的血真的能无偿帮助伤者。在这样的状态下，不但大大提高了社会捐赠成本，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捐赠欲望和爱心的表达。
(3)．2008年6月12日，国家审计署发布《关于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物资审计情况公告(第1号)》，公告称，河南省安阳县工商业联合会主要负责人擅自将27.11万元捐赠资金用于购买救灾物资，涉嫌以权谋私。审计署表示，线索来自群众举报，审计署和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河南省安阳县工商业联合会主要负责人擅自将27.11万元捐赠资金用于购买救灾物资、涉嫌以权谋私的问题进行了联合审计调查。第二起事件曝光了中国工商银行绵阳涪城支行用“抗震救灾特别费”为本行职工购买名牌运动鞋。
审计部门及时出击揪出违法违纪事件无疑令人欣慰。细观这两起事件，都是发生在善款募集源头，这倒让前段时间热心于捐款献爱心的人，不由得在这炎热的夏季打一个冷战：自己捐的那些辛苦钱，到底是否全额支援了灾区?不知道!绝大多数人得到的结论只能是这个。因为在当前境况下，没有条件确认每一笔善款的确切流向。
(4)．网上流传着有关慈善组织管理费高达30%的传言，并想象那些钱可能会被用作非慈善用途。虽然很快有网友指出管理费实际上是不超过10%，但还是有很多人表示不理解。慈善总会表示会把管理费降到最低，这也是模糊的语言，最低是在哪个范围里比较，最低的比例将会是多少。按照慈善基金会有关管理规定，参考国际惯例，对于一般非专项性的社会捐赠，基金会可以按照不超过10%的比例抽取资金，用于本地赈灾经费和基金会办公费用等。但是由于此次向四川地震灾区的捐款比较特殊，省慈善会决定专款专用，全部款项、物资都用于四川地震灾区使用。什么样的灾情算是特殊的，凭领导临时拍脑袋决定还是凭有关公开的章程决定。恰好烟台民政局表示“烟台将根据灾区需要，从爱心捐款里抽取一定比例支援四川灾区”，新闻报道里的这句话让网友们感到非常气愤，难道要截留捐往地震灾区的善款?经过记者核实，事实不是“截留”“地震救灾款”，而是从以前的捐款中“截留”一部分“添加”到“地震救灾款”中，可见网民和百姓多么敏感；这种过度敏感应当承认是社会诚信度不够高造成的，建设社会诚信任重道远啊。
(5)．重庆老人张国清夫妇，为地震捐了3000元。这对老人每月退休金2000多元，家里还有视力、肢体残疾的42岁的儿子，他们的另一个儿子已经去世，留下一个女儿。捐过以后，一家人就靠每天买两块钱的藤菜生活。
我们很难赞美他们这样一种善良，尽管他们确实是善良的，而善良也确实值得赞美，但赞美又总会意味着一种弘扬，如果说他们的行为应当得到弘扬，大家都去困境中挣扎，这难道不是残忍吗?
(6)．5月12日，地震发生的当天，万科便向地震灾区捐款200万元。但就是这200万元的捐款，让万科及王石都成为被网民质疑的对象——“才200万，太失望了。万科在我心中的形象大减。”据万科的年报显示，2007年，万科销售额排名内地房地产企业第一，已超过523亿元，净利超过48亿元，而此次捐赠的善款不足其净利润的万分之四。
5月15日，王石在自己博客中的一篇名为《毕竟，生命是第一位的(答网友56)》的文章，王石在文章中称：“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因慈善成为负担。”在中国遭此世纪大劫的时候，万科掌门人将此次8级地震和“频发”连在一块，和“常态”连在一块；然后用其专业队伍已在震区的万科小区检测说明万科在“奉献爱心”。王石的此番表态，让人觉得万科当属救灾企业中名列前茅的铁公鸡，缺少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而且让人确确实实觉得万科除了这200万之外，已经没有可拿出亮相的“爱心”来了。
对于万科来说，最大的危机在于，不少网民已经开始自发组织“抵制购买万科住宅、抵制持有万科股票”的活动。网民认为，一个“冷血、麻木、丑陋的地产商人”是不值得信赖和选择的。
(7)．目前，我国的慈善体系模式主要依靠“半官方机构”，具体来讲，就是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等少数几个官方主办的机构，承担了国内绝大部分慈善工作。这些慈善机构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官办性质突出，不仅工作人员拿着财政供给的薪水，连主要负责人员也往往是党政部门退居二线的老同志。领导经常更迭，工作缺乏专业性，这是官办慈善体系的最大机制性弊端。
在官办慈善机构独挑大梁的背景下，官办慈善机构顺理成章地养成了过度依赖行政以及其他社会体系的习惯。一些单位在募得善款后，要么交给慈善机构，要么直接发往灾区，期间并没有慈善机构的监管。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慈善机构大抵是不会过问单位到底捐了多少钱，捐的究竟是钱还是物。
还有，社会架构的积弊也左右着我们的慈善文化，有的现象还十分滑稽可笑。比如群众捐款不能超过领导，自愿捐款成了强制，且有统一标准。看似自愿，实际上捐与不捐，捐多捐少，领导当面不讲，心里还是有所看法的。至于这些款项最后流到了哪里，除了领导过问之外，一般人就算有心也几乎没有机会了解，除非摆明背上个不相信领导的“罪名”，这也造成了上述两起事件中责任人有机可乘。
(8)．慈善募捐源头违法违纪的根源在哪里?在于我们的慈善体系公开程度不够，缺乏有效竞争。竞争的缺失，就难免产生舞弊行为。很多人只知道香港是慈善事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但不知道香港慈善机构林立，仅到2004年3月，香港地区获豁免缴税的慈善团体数目就达到了3981家。慈善机构多，公众选择范围就广，同时反过来敦促慈善机构降低工作成本，提高透明度和工作效率。
从长期来看，必须建立更加先进的慈善机制，鼓励更多性质的慈善机构参与到更多社会活动中来，这是使慈善力量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就眼前来看，首先亟待解决的是，加大慈善行动全过程的透明力度，从提升慈善活动的公信力入手，让公众方便地了解，自己的爱心到底用在了哪里，而不是一笔糊涂账。
(9)．这次汶川大地震后，“逼捐”成为一些企业家、演艺明星的难堪记忆，很多人出了钱还挨骂，可能觉得冤死了。而那些强硬的“逼捐者”，也被称作“网络暴民”，遭到广泛的批评。因此，这是一个各方面都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逼捐”的行动，通常是在网络或者传统媒体上列出捐款排行榜，然后揪出其中的“铁公鸡”来，进行暴风骤雨般的谴责和辱骂，并伴有电话骚扰，最严重的是号召民众到商家店门口抗议示威。把这些逼迫人家拿钱出来的行为和慈善联系起来，的确让人难以接受。
(10)．如果在战争期间，谁要是贪污挪用前方火线紧急需要的军事物资或者军需款项，恐怕是要立马枪毙的。但是此番特大的地震灾难所造成的严重伤亡，毁灭性的破坏范围如此之大，早被人们称为国难国殇，尤其是救人如救火，时间就是生命，道路就是生命线，人民生命高于一切，余震不断险恶丛生，如此情势与战争已经没有多大差别。在此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如果有人胆敢要发地震财、发国难财，和以前发战争财有多大区别呢?至少要比平时的不法行为惩罚更严重吧。可是2008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第35号令《救灾捐赠管理办法》中第六章“法律责任”对“挪用、侵占或者贪污救灾捐赠款物的”、“救灾捐赠受赠人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致使捐赠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只有“由所在单位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原则陈述，还没有人们所期望的严厉惩罚的“规定”。
(11)．捐赠是慈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更不是斗富攀比的名利场。如果更抽象地来看，我们更须认真地意识到：无论是捐1块钱还是捐1个亿，在善的天平上都是平等的。不如此，我们所有人便会陷入一个功利主义的伦理困境中，即：当我不屑另一个人所做(比如捐款)比我少的时候，我几乎肯定面临着第三个人对我同样的不屑甚至鄙视。“伸出友爱之手帮助他人”这一慈善的根本目的，在这样的伦理困境中被彻底忽视掉。相信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12)．“目前，全国投入到抗震救灾款物审计的审计人员已达6000多人，投入地震重灾区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审计的审计人员达2300人。”审计署社会保障审计司司长王中信说。按照审计署的部署，社会保障审计司是负责此次救灾款物审计的主要业务部门。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审计工作者，王中信说：“地震发生后，审计署党组第一时间作出决定，要求审计机关一方面要全力投入到抗震救灾中，另一方面要迅速开展救灾款物审计，反应之快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