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题集 > “休闲广场”专题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作文考试不同,是对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对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然后按“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资料

拆迁前,李宝荣家住在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滨西大楼2幢3门308室,滨江道犹如北京的王府井,是天津市最繁华的商业地段。

“依据天津市的相关拆迁条例,拆迁评估要按市场价来,这儿新盖的商品房的市价都已经卖到8000多元/平方米了,我都不知道他们不到3000元/平方米是怎么评估出来的。”李宝荣对记者说。

2003年8月,李宝荣和其他10户人家作为“钉子户”被强制拆迁。让李宝荣对这次拆迁不满的,不只是补偿价格不到位,还包括拆迁办政企一家不合法,在全国“非典”肆虐的日子强制拆迁不人道行为等等。李宝荣等11户人家正准备对此次拆迁中有关部门的不合法行为提起诉讼。

拆迁部门政企一家

2003年4月30日,麦购休闲广场建设项目现场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麦购项目拆迁办”)发出公告,表示要在滨西大楼的地址上投资兴建麦购休闲广场,并于5月15日至24日由和平区拆迁公司对该地区滨西大楼进行拆迁。

9月12日,李宝荣等11家“钉子户”被强制拆迁完毕。原住滨西大楼3幢2门309室的马永珍告诉记者,自5月25日开始到8月底强制拆迁前,他们就一直生活在断电、断水、断煤气、断通讯的状态中。马永珍表示他们就是要做“钉子户”,因为此次拆迁不合法。

马永珍说,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拆迁单位在申请领取拆迁许可证时,必须提交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等5份文件。但据她们了解,这一项目的开发方在4月17日取得对滨西大楼拆迁许可证时,尚未完全取得应有的证明文件。因为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4月18日才公告挂牌出让这块土地,表明在此之前开发方并没有拿到这块地的土地使用权。而且,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8月17日才公告这块地给开发方。

李宝荣说,他们就拆迁纠纷找和平区拆迁办时发现,和平区房管局局长就是和平区拆迁办的法人代表,同时还是和平区房屋拆迁公司的法人代表。这显然违反了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拆迁委托”的有关规定。

记者从有关方面证实了马永珍和李宝荣的说法。

麦购休闲广场工程分为两期,当时政府有关方面说,等到二期工程开始时,两个土地使用证一并发放,这就是为什么直到8月17日才公告获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原因。

和平区拆迁公司的法人代表一直是可广欣,而她同时是和平区房管局局长。和平区法院2003年7月17日下发的一份行政裁决书也显示,当时和平区拆迁办法定代表人还是可广欣,她是拆迁办的主任。

拆迁户:补偿金额太低

滨西大楼拆迁实行的是货币补偿政策,而天津市在进行补偿时与别的城市有所不同,评估价格按建筑面积补偿,补贴金额按居室面积补偿。

被拆迁人王钟奇向记者提供的麦购项目拆迁办发出的没有加盖公章的拆迁公开信表明:滨西大楼房屋由天津市志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住宅房屋评估单价为2830~3000元(按建筑面积补偿),同时按居室面积每平方米1880元给予安置补贴金额。

对于原住滨西大楼4幢3门410~412室的王春来说,自己的房子建筑面积为49.15平方米,居室面积24.87平方米,评估公司与拆迁方所做的评估总价为132714元,再加上按居室面积补贴的24.87平方米,补贴46756元,总计价格为17947Q元。王春来认为,评估公司不顾滨江道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这一事实,所做的评估价格太低。

《每日新报》2003年6月25日有这样一则报道:受海河开发影响,和平区商品房月交易均价超过了每平方米7000元。

“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5月中旬正是‘非典’肆虐的时间,和平区拆迁公司居然强制拆迁。一方面房子不好找;另一方面外出流动容易感染‘非典’。企业为了赚钱不顾百姓安危,难道政府也不为百姓考虑?”马永珍说。

虽然有关人员极力否认在“非典”期间强制拆迁,但无论是和平区拆迁公司的相关拆迁《提示》,还是和平区法院的相关行政裁决,都是要求滨西大楼的拆迁户必须在5月份自行拆迁完毕。在和平区拆迁公司5月24日发出的《最后提示》中写明:自5月25日零时起,滨江道麦购休闲广场拆迁片将施行断水、断电、断煤气。

拆迁办:评估没问题

天津市和平区法院表示:“我们认定在拆迁中存在拆迁人、审查人、批准人和执行人为同一个人的情况,不符合正常拆迁的法律程序。我们及时向区政府发出了司法鉴定,要求调整。目前,有关人事调整已经完成,使拆迁程序合法化了。但居民所说的‘五证’不全、违法拆迁是不属实的。”

和平区房屋拆迁办公室现任主任刘耀光认为:“在拆迁补偿上产生纠纷比较正常,因为在进行拆迁评估时肯定会有区别,朝向不同、楼层不同、房间大小不同,所以评估公司作出的结果也会不同。”

他说,此次拆迁评估不是市场评估。整个评估的价格总体上要比市场评估价格高出40%,也就是说多给了居民40%的补偿金,主要是让老百姓在拆迁时的利益不受损失。因此,评估没有问题。居民之所以认为补偿金额少,可能跟其心理预期太高有关。虽然政府拆迁已经尽力安置和补偿老百姓,但是不可能把每户的想法都照顾到,自然会有小部分人有意见。

刘耀光认为,麦购休闲广场项目纯属民间商业投资,为了确保项目顺利进行,在动作程序上可有一定灵活性。因此,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他们就发放了拆迁许可证。

但是,李宝荣等对这些说法并不认同:城市拆迁搞建设,老百姓识大体顾大局,不会从中阻挠。但在“五证”不全的情况下违规拆迁,置国家法规和老百姓生命于不顾的行为,我们不能接受。用马永珍的话说,“我们就是要向这种非法拆迁说‘不’”。

请用不超过150字的篇幅,概括出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

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2.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时,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3.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填涂准考证号。
4.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5.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给定资料
1.广场舞是融自娱性与表演性为一体,以特殊的表演形式、热情欢快的表演内容、以集体舞为主体的,在公共场所多人参与的以娱乐身心和锻炼身体为目的的非专业性的舞蹈艺术表演活动。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民群众创造了广场舞,发展了广场舞,使这一民间艺术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民众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在县级以上城市建立了许多文化广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广场舞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广场文化重要表现形式,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年来,广场舞已悄然发生变化,从乡村走进了城市,成为城市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
在中国各地从早到晚,都能看到广场舞的影子。就拿山西来讲,县县都有自己的广场舞,村村都有广场舞活动,而且连续举办了多届广场艺术节。在众多的舞蹈节目中出现了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等,这些舞蹈都非常适合广场表演,所以说广场舞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形式。广场舞可以健身、娱乐,是一项很好的体育运动项目。这一民间艺术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之中,代代传承,世代相沿,久盛不衰。当代广场舞融入现代舞蹈意识、行为和形式,从而形成具有现代广场舞的风格。21世纪的广场舞,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不同年龄层次的人所肯定,大家都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互动也为广场舞增加了许多乐趣。广场舞作为现代城市广场发展的产物,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成为了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它一方面反映着城市社区的完善程度,一方面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指标和象征。
2.2014年,温州一小区600余名业主集资购买26万元音响设备,用来“对轰”广场舞大妈。广场舞风靡的同时,“广场争夺战”也在全国多处上演。公共资源的共享与争夺背后,折射出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广场舞因噪音扰民屡受诟病.温州业主出此奇招虽有些极端,但也反映了他们的无奈和苦衷。的确,上夜班的人需要一个安静的休息环境,学生需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老人也需要一个安静的休养环境。但现实情况是,城管部门执法不容易,社区居委会也很难调解。毕竟,城市里可供大众健身的场所太少,广场舞占据休闲广场也属迫不得已。
傍晚七点钟,家住上海浦东新区的沈阿姨准时来到世纪大道.和她的一帮伙伴们一块跳广场舞。沈阿姨的团队已经有八年历史了,名叫“东方康乐排舞队”。他们的广场舞蹈团,构成了浦东新区世纪大道上一处独特的市井生活风景线。
广场舞正日渐成为市民生活一景,在摩登的上海亦是如此。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同样出自“草根”,广场舞团队与基层民众之间的冲突却屡见不鲜,这些广场舞团队被视为社会治理的顽症,舆论几乎是一面倒的批评之声,矛头指向其噪音大、霸占公共空间等。
在把一种社会现象付诸骂名之前,我们需要用审慎的态度权衡它的功过是非。经验功能主义大师罗伯特.默顿认为,任何社会文化项目都同时发挥着正功能与负功能,只有在权衡正、负两方面功能的前提下,才能对社会文化项目做出理性的评判。“强势占领”广场背后,广场舞大妈们有着怎样的诉求?同济大学一调研组走进“东方康乐排舞队”,对长期稳定参与的重点成员进行了访谈。
调研发现,团体成员以中年女性为主,被访者年龄在44~73岁之间,平均年龄58岁,绝大部分成员已经退休。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广场舞大妈,经历了岁月的波折、单位的瓦解,前者使其错过了最佳教育时机,后者带走了她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保障。国企转型带来了大批工人的下岗.他们从熟悉的“单位”中走出来,在陌生的社会环境中寻求着自我的重塑。房地产市场化催生了邻里和谐的消逝,而热络的弄堂生活已然成为回忆,取而代之的大都是每家每户冷冰冰的防盗铁门。
社会制度环境的变化催生了新需求的产生,中老年人群的健康、社会交往等方面的诉求无法通过原有的国家体制得到满足。对这样一些在性别、年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等方面具有同质性的群体,广场舞这样的草根舞蹈团体正是一种基于他们的特定需求而产生的“自我满足型”草根组织。个体参与组织的过程就是他们追求自我满足的过程。
对绝大部分成员而言,起初来跳舞的目的就是为了健康。尚未退休的王阿姨说,“早点开始锻炼,老了总归有好处的。”
对健康的主动追求,与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福利式的医疗保障制也宣告终止,原本由国家和单位全权承担的个人医疗费用,如今需要由个人与单位共同承担,导致普通城市居民的就医成本提高。
另外,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老年人口就医的支出在他们的日常花费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广场舞团队活动地点附近分布着多个老年人口集中的社区,不少成员曾经被关节病、“三高”等中老年常见病所困扰,“与其去看病,医保卡里的钱都花完,还不如自己出来锻炼”,这种想法很普遍。
人天然有互动的需要,需要被人欣赏和倾听,对中老年人来说,这种需要尤其强烈。紧密的邻里人际关系是属于广场舞成员的时代记忆。然而,城市发展中出现了高楼林立的现代市区,却也使人们失去了以往在里弄、胡同中热络的生活方式。广场舞团队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提供社会交往的平台。
3.现在广场舞不再是大妈的专利,大爷们也开始跳广场舞,扭得不亦乐乎。钟情于广场舞的大妈们,决心不仅要抢占内地市场,更要走出国门。
2014年4月25日,某网友分享了中国大妈们开始进军国际广场舞的场景,“卢浮宫广场被中国人占领了”。照片中,大妈们穿着鲜艳的玫红色舞蹈上衣,搭配紧身黑裤子,动作整齐地扭起来,跳得甚是欢乐。
2014年6月14日,据网友微博爆料,继中国大妈广场舞“攻占”巴黎卢浮宫后,莫斯科的红场终于“沦陷”了,中国大妈的广场舞引来了莫斯科警察紧急赶到。“红场广场舞事件”发生后,网传中国大妈被警察驱离,后经过当事人证实属于网友误传。
大妈跳广场舞,已经带来了种种矛盾。不堪噪音的市民,有对其泼粪的,甚至还有用土造枪支袭击的。前不久,中国大妈在美国大跳广场舞,最终导致居民报警,一时也成为新闻。相信不久之后,在美国的大妈,最终会入乡随俗,不在闹市跳舞了。但是,在中国的都市,虽然大妈们遭受种种“威胁”,却毫无撤退的迹象。都市是个超密集的居住形态,需要居民共享公共空间,约束个人的行为,注意不对他人形成不必要的打扰。公共空间理论上是对所有人都开放的,你可以在那里散步、遛狗、做小型游戏,过往行人与你大多相安无事。但是,如果一个群体长时间占据公共空间,那么这种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就具有了排他性。这并非完全不可,但要有一定之规。比如,在美国的都市,群体活动一般需要事先申请,并有警察保护,主办者承担费用,且执勤的警察费用很高。中国大妈在美国都市跳广场舞,如果是在春节等时候申请个中国文化节,就可以大大方方地跳。那样警察就不会来抓人,而是来提供保护。
那么,矛盾怎么解决?一方面,大妈找地方跳舞,关乎她们的身心健康。她们身心健康,又能减轻社会的医疗负担,这本是件好事。另一方面,居民住在拥挤的都市空间中,需要一个安安静静的歇息之所,总不能让人在家里也不得安生吧?很奇怪,在美国这种类似的冲突反而很少见。要知道,美国是个更为老龄化的社会,美国人中的大妈比例较中国还高不少。这样的冲突在美国不太可能发生的原因是其早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公共观念,对公共场所的使用有着一套明确规范。另外就是美国有相当发达的健身设施,吸收了那些精力充沛的大妈。
美国的大都市,健身房多如牛毛。开始你可能觉得那不过都是些健身房而已。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不同的健身房,瞄准的是不同社会群体的客户。比如,有些地方是帅哥美女去的,有些是大爷大妈去的。这并不是说大爷大妈不能去帅哥美女的健身房,这方面如果有硬性规定,那就成了歧视,肯定要吃官司。不同的健身房通过设施、教练、健身课程、价位等方式,走出自己的风格。年轻人出没的地方,有各种各样极限式挑战的课程,一定要让你汗流浃背,身体练到散了架为止。但以大爷大妈为主导的健身房,则另有一套:轻松的健身操、舞蹈、瑜伽、水中康复等应有尽有。老人来这里也并不仅仅是锻炼,更有社交。
4.由于广场舞团队是一种临时性组织,因此存在一些制度上的缺陷。比如,在政府管理方面,承办此类场地一般接触的是城管执法与环保局,基本不需要跟工商局、税务局、文化局等这类职能部门打交道,导致政府对于管理的不全面,职能没有得到很好的行使,参与群众利益受到侵害后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得以解决。由于没有工商部门的介入,此类经营场地一般都不具有严格的公平性,各个场地地点的确定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出现了有的场地由于“先到先得”,占据了有利的位置,规模和人群发展都占了优势,因此在调查中,规模较小场地的负责人也透露出了想要扩大规模但苦于现实条件不允许的无奈。
广场乱舞已成为让人头疼的难题,觅一个“你跳得快乐,我睡得安稳”的平衡点.貌似成了城市管理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以致出现了高音炮、放藏獒、扔老鼠等恶性“破解”手段。针对广场舞扰民问题,有些地方文化管理部门与文化团队代